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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甫與《新青年》

  發表日期:2015年12月24日      作者:張皖生     【編輯錄入:多聲


    中國國民黨左派的安徽元老、前安徽文史館館長、省政協副主席光明甫,早在近100年前就與陳獨秀一道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贊揚中國國民性的優點同時,也指出國民的弱點,意在喚醒國民之覺悟,來進行反帝反封建軍閥斗爭。

    光明甫(18761963),名昇(升),以字行之,安慶(桐城北鄉(今樅陽)麒麟人,清末秀才,但不久對清王朝的腐朽沒落,決心棄科舉,求新知。1902年,考入南京江寧三江師范學堂攻讀。在校學習期間,參與南京趙聲、章士釗等人發起的進步學生在南京北極閣聚會,商討革命,釀成“北極閣學潮”。光明甫被迫離開學校后,受其兄光晟及好友房秩五的影響,去日本留學,考入早稻田大學,攻速政治經濟學。在東京,光明甫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此期間,由房秩五介紹,光明甫與陳獨秀結為金蘭之交。1910年,光明甫學成后回國,在南京的安徽旅寧公學任教,不久便回安慶任安徽官立法政學堂教師,兼教務主任。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陳獨秀應安徽都督府都督孫毓筠之請,任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約請光明甫、李光炯等人來任秘書。1913年,安徽都督府都督柏文蔚、秘書長陳獨秀等人在安徽進行反對袁世凱斗爭的“二次革命”。光明甫也積極參與斗爭……后“二次革命”失敗,光明甫潛逃至南京,隱居其兄光晟處。自此,光明甫隱姓埋名寓居寧、滬兩地,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斗爭,并與陳獨秀鴻雁傳書,探討革命。

19156月,陳獨秀與易白沙一道從日本回到上海。陳獨秀馬上積極籌辦雜志事宜,一方面聯系汪孟鄒商量辦雜志的經費、出版、發行等事宜,另一方面組織雜志的作者隊伍,約請多方有關稿源。陳獨秀在日本時就約請了易白沙、高一涵、李大釗等人,到上海后馬上約請光明甫、潘贊化及光明甫的學生李次山等老朋友為《青年雜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提供稿件。

    從上所述可知,光明甫與《新青年》的創辦人、主撰稿人、主編輯陳獨秀的革命友情深厚。光明甫應陳獨秀約請后,為《新青年》提供了有關民主、法治、憲政方面的重要文章。

19171月,陳獨秀應聘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將《新青年》帶到北京來辦。在該刊第二卷第六號上,光明甫以光升的名字發表了《中國國民性及其弱點》。光明甫與陳獨秀一道喚醒國民的覺悟,反對封建專制下的國民奴性,,追求個人思想自由、法治思想及國民政治思想(即民治思想)。此時的陳獨秀與光明甫的民主思想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對領導和推動新文化運動,起了積極而又重要的歷史作用。

光明甫在文章一開頭就說:“一國之政治狀態,一國人民之精神之攝影也……‘國民精神’,政治學者或別稱之曰‘國民性’,即國民之思想也”。光明甫又近一步分析道:“蓋一國民之思想,乃一國之種族、地勢、氣候、學說、政教等之所陶冶而成……吾國以數千年開化之古國,據有全世界陸地十三分得一之領土,全人類四分得一之人口,中更數十朝家之紛爭革命,以及五胡遼金元滿清之侵略蹂躪,而吾偉大統一之民族,獨維系團結而不散……獨吾則新名舊邦,綿延勿替,巋然為世界之靈光,此吾國民可引以自豪者也……吾國民數千年來所行者吾固有之政制,所守者吾固有之文化,而鮮有變通者也。”光明甫在此贊揚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并曰:“夫(中國)國民性之可欣可幸者”。

但也指出中國國民數千年來所適應“固有之政制”,即封建君主專制;國民所守的“固有之文化”,即維護封建專制的孔孟之道,即儒教文化。孔孟之道隨著歷史的進步,“而鮮有變通也”,便在世界歷史的大潮中,凸顯其歷史之反動性。光明甫就此又曰:“而(中國國民性)其可悲可懼者“也。

光明甫詳細地對中國國民性從種性、國性、宗教性進一步地闡述其優劣。首先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中國人的種性,即炎黃子孫的種性的形成及其優點。光明甫在文章中說:“厥初生民,只一種人與一種人爭,因天演公例,而優劣勝敗之數以分。遲之又久,因移植雜婚之結果,劣者遂吸收于優者,而為種族同化,因其同化力之強弱,而種族之分合大小見焉。溯吾漢人種起自西陲,沿黃河流域而東,,首先相遇者,即苗民是也,自是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環吾族雜處相軋相下者數千年。……其不能不折而入于漢族者勢也。即如五胡遼金元滿清之入主中夏,無不舍其歷史習性,以漸染華風,當其盛也,黯啞叱咤而莫之能御,及其衰也,并其固有之丑類,皆煙消霧化,而無復片影之存……蓋吾古來種族主義,有不與歐西同者,即彼采排斥主義,而吾采感化主義……吾國之變化,尤以五胡之亂為一大關鍵。當此致時,北方衣冠舊族,既隨晉南渡,以為南北文化之調和,而劉、石、符、姚,又各襲漢姓以據中土。及魏孝文改代北九十九姓,厲行胡漢雜婚,于是言張必清河,言李必隴西,無復與辯者矣。又況遼、金、元之子孫,因失國而襲吾族姓以留遣于中土者,實繁有徒,至今日猶所謂蠻夷戎狄,羌  鮮卑,閩越甌駱,耶律完顏,蒙古色目人之子孫乎?無有也,蓋已吸收于漢人種而混而一之耳,今之言曰,五族共和。……稱中國人曰炎黃子孫,蓋真正炎黃血胤者十之七八,因婚姻雜居化合者十之二三,以近世民族意義言之,其皆為同一種族之民。……獨吾以所稱全世界陸地十三分得一之領土,全人類四分得一之人口之國,什九皆為同一種族之民所組織,此不可不為吾國民一大特色也”。光明甫頗為中國人基本上是統一種族之民所組織而成感到驕傲;同時也指出:“西歐種族如希臘、拉丁、斯拉夫、日耳曼、斯堪的納維亞、法蘭克、盎格魯撒克遜等,皆有同一之能力,不可磨滅,遂滋生發達各樹一幟也。”光明甫進一步分析西歐種族自希臘分自由民、奴隸之階級,羅馬襲之,所謂貴族、平民、羅馬公民、非羅馬公民之爭,  數百年而不定,及條頓人種興,此風愈烈,至今日各文明國內部所包含之各族,猶復孤居不化,珍域分明者,皆排斥主義之結果。不如我中華民族的團結統一。

光明甫繼而談論中國人的國性,他在文章中說:“……國于大地,必有與立,所與立者,即國性是也。因其國性之純駁,而國之大小分合,國祚之修短,皆由此分焉。”光明甫認為希臘人以獨立自營為尚,成立數十之市府國家,而不能集而為一大組織;蒙古人曾強盛,地跨歐亞,沿部落習慣,所得屬土悉以分配諸子弟,勢分而力弱,遂不成為持久強大的國家;羅馬人則嘗成一個大國,然而很快就東西分裂,無法復合而消亡;法蘭克人亦然,土庫斯曼帝國也只一再傳遂分散消亡。光明甫總結這些現象為“凡此皆其國性之缺純一堅固耳”。

而我們的國性是:“……吾國自黃帝東征西伐,設左右大監以監萬國,而國家之基礎以立,,三代以來,朝諸侯有天下……而少其紛更。及周之衰,天子守府,海內戴為共主,猶數百年而不廢,嬴秦代之,遂成一統郡縣之業。蓋‘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為吾國立國主義之根源。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曰:‘定于一。’皆此義也。而后世而遂演為正統之說、正閏之辯,真偽之別,稱引天命,援據功德。若與君主政體為緣,其實即近世所稱‘主權不可分割’之義。……大凡成一物體,必視其向心力以為離合,組織愈密之物,其向心力愈堅。正統思想,即吾國民向心力之所寄也,是故立國以來,所更禍亂亦多矣——戰國楚漢之交、三國六朝、五代十國以及隋末元季之分爭割據,少者十數年,多著數百載,然卒輾轉吞并,歸于合一……非國民向心力之厚,揭克臻此?”光明甫還以辛亥革命為例:“武昌之役,各省獨立,國綱解紐……”但很快南北和談而統一,中華民國政府穩定告成。光明甫贊嘆:這是中國人純一堅固之國性的表現。

光明甫還從宗教性來分析中國人的國民性。在宗教方面,“吾國教爭之事,于古無見,即至后世,以儒教定一尊,而佛、道二教,亦并行于社會,蓋視教為補助于政化所不逮,而不倚為門戶階級之爭。”歷史上雖然有魏太武帝尊道去佛,周武帝的存儒除佛、道二教,唐朝初年的尊道毀佛,只不過是當事者好惡之結果,“不旋踵而復故”,所以在中國歷史政治上沒有發生紛擾、動蕩。光明甫還指出:近年來基督教入中國,時有發生民教之糾葛,即所謂“教案”,這些都是國際上、外交上的利益關系,并非教派爭斗。光明甫認為:中國大多數是宗教信仰薄弱的,不像歐美那些國家,“其始基督教與猶太教爭……紛擾者數百年。繼則基督教與回教爭,卒成十字軍大戰,紛擾者又數百年。迨至近世基督教分新舊兩派,,為宗新教又以宗派之歧,互相生軋 ,……故讀歐洲古來之歷史,大抵皆教爭之歷史也”。就是說歐美國家的宗教的團結力堅強,信徒們會為其宗教“奮往直前”,義無反顧。而中國人不會為宗教去紛擾爭斗不已的,所以,光明甫在文章中說:“……歐洲數千百年教爭之血史,究屬利害各據其半,而吾國民獨能脫然于此種魔障之外,亦自有可為慶幸也。”

光明甫分析中國國民性的優點的時間,正是中華民國成立后不久,歷經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之際,為什么“今則由革命而共和,吾國民猶若視為舊史上更姓換朝之故事,”即當時的中國人對政治局的變化……只是少數人或階級改朝換代,孫中山任中華民國政府臨時大總統也好,袁世凱正式就任中華民國政府的大總統,甚至復辟帝制也罷,及北洋軍閥政府等,中國的老百姓認為:只要老百姓日子好過,管他哪個來當皇帝。都無所謂的。于是光明甫感慨嘆息:中國國民性竟然“一無根本之覺悟,其何以與今日進步之時勢相應哉?”此乃中國國民性的可悲可懼的地方。

于是光明甫大聲疾呼中國人應正視中國國民性的缺陷:

其一:缺乏自由思想。光明甫說:“自由有表里兩面,自消極方面言之,為不羈;而自積極方面言之,為權利。自由思想即權利思想,由人格主義而來。人格者,即法律上能享權利,盡義務之主體也。”他還進一步解釋道:西方進步國家,承認人格主義,個人皆獲得法律上地位……各個立憲國家的個人自由,如言論、結社、出版、居住等自由,皆占憲法之一部分,并得到憲法的保障……所以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乃兩人格者間的法律關系,,即權利和義務的關系。國家對于人民有統治權,人民必須服從之,這是人民的義務;人民對于國家,有國民權,這就是廣義的自由權(包括憲法所保障的自由權、參政權、公力請求權)。作為國家是不能侵犯人民的國民權的,此乃國家之義務,如果國家不認國民的個人自由,是蔑視個人人格,“為國家之不法矣”。人民對于國家,有應盡之義務,亦有應享之權利。

光明甫還從歷史角度來講,“吾國建國最古,國家主義早立,而于個人人格之認識獨薔。”中國國民一直受封建君主專制的思想的灌輸,諸如“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著者也。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這些都說明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沒有離開國家而認個人之存在的,即不認有個人自由主義的。

所以光明甫認為:吾民則數千年來托政府為恩主,以盲從為義務,其夏桀商紂幽厲暴秦亡隋以及一切衰朝末世之暴君污吏殘民以逞者無論矣,即刑措如成康,小康如文景貞觀慶歷,所謂流風善政夋絕千古者,亦不過輕刑斂與民休息而已,吾民惟僥幸于道德上生存,而終未占有法律上之地位。甚至外族入主,如五胡遼金元滿清之世,吾民亦惟偷安茍活于其淫威之下,偶有一得,即俯仰頌禱而不能自已,蓋人民無自覺心久矣……“數千年來政體民智沉滯廢頓而無一競進者以此”。此乃中國國民性從來就沒有自由民主的自覺心。

其二:缺乏法治思想。法治思想,乃自由思想而出,就是說每個人都應有法律的保障,“始有真實確固之自由也”。光明甫認為:“人類之所以形成國家者,乃以保安全長幸福……故曰,國家者,形式的強制組織也,即國家強制作用,只能為形式上之干涉,而不能為精神上之干涉也。人之精神,藏于內部,必非政治之力所能侵入。”光明甫從歷史的角度批評了我國封建君主專制下的所謂‘德治’,仍舊是扼殺國人自由思想的。德治與自由思想不相容的。“若法律者,美雖不可定,而矩濩則有可循,弱者得依托為安,即強者亦范圍而不過。蓋德治者,不恃法而恃人,人之性格不定,法之程限有常。故德治易流為專制,而法治可企于平等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故法治為社會進化之階梯,”,國民要“法律則事事為之界限,不相侵越,以養成人人秩序之心”這樣,國民便“真實尚,虛偽者化于誠信矣。”

其三:缺乏民治(國民政治)思想。“國者,全國民之公共集合體也,則一國之政治,應合一國之民謀之,理固然也”。光明甫認為,中國國民自古至今,國民政治思想薄弱,對國民公共集合體之政權,即“個人或少數階級所竊據”的封建專制的統治,是逆來順受、麻木不仁。當時國人政治思想就是孔孟之道的“一正君而國家定也”,數千年的株守的封建專制。是跟不上時代潮流的。近代以來,“國家競爭劇烈,各國民之自覺心愈盛,而國家組織亦因之一變”,“近代國家,利在積極之發達,非合全國大多數人之力不足以圖存,于是立憲政治乃代專制政治而興,全國政事,不專使一人或少數人壟斷,而必公之全國國民,而起作用則為代議制度,使全國之民之精神能力,有所托以為國家之用,,即所謂‘國民政治’是也。”光明甫還舉例說:歐美的白種人自古就有參政權要求,,十八九世紀大革命起,國民主義彌漫天地,而各國立憲政紛紛成立,“發榮滋長”,并稱贊立憲政治“至今日而其功用大見矣”。可是,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成立五年了,也早就“改制共和矣”,“秉政者”(北洋軍閥政府)“仍狃于政府萬能主義”,“國人也不改其自來夢想圣君賢相之心”,意即北洋軍閥政府名為“共和”制了,行的仍是封建專制的統治,而國人想的是,只要個“圣君賢相”來治理國家的慣性的歷史思維。所以光明甫認為,中國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欲以爭存于今之世界,難矣。”

光明甫的這篇文章的主旨:是指出當時的中國國民性從種性、國性、宗教性來分析,并與歐美人民的國民性相比而得出的優點和缺陷,其主要的用意在喚醒中國人的自覺心,希望國民早日擁有自由思想、法治思想、國民政治思想。

光明甫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立憲政治的。此時光明甫的思想與孫中山等人的自由民主的憲政思想是一致的,基本上屬于洛克式的自由主義民主觀;與當時陳獨秀所鼓吹“人民主權”的大眾民主的法蘭西盧梭式思想是大同小異的。陳獨秀自191411月在《甲寅》上發表的《愛國心自覺心》開始,接連發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抵抗力》、《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只覺悟》、《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再論孔教問題》等一系列文章都是反對封建專制的,宣傳民主憲政等思想。光明甫的文章與高一涵、劉文典等人的文章都是鼓吹民主憲政,直到1919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弟六卷第一號上發表《本(新青年)志罪案之答辯書》,旗幟鮮明地“擁護那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我們現在認定只有(德、賽)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此時的光明甫與陳獨秀等一起,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為新文化運動、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做出了不朽的歷史貢獻。

 

(文章部分載于《江淮時報》20151016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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