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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三位妻子

  發表日期:2017年1月20日   出處:網絡        【編輯錄入:多聲

    陳獨秀一生中有過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和第二任妻子是親姐妹,這場不倫之戀曾經引起軒然大波。雖然陳獨秀與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不顧流言蜚語結合了,最終還是分道揚鑣。

陳獨秀1897年在家鄉安徽懷寧結婚了,他的妻子就是原先當過安慶府統領的清軍副將高登科的女兒高曉嵐(亦叫高大眾)。婚后,夫妻二人起初相處得還算過得去,一方面是陳獨秀本來就對這門親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曉嵐到了陳家以后,恪守婦道,生活十分儉樸,在鄉 里很有賢惠之名;數年之后,高曉嵐為陳家也添了對兒女。照理,這對夫婦是該相安無事地聊度時光了,可是陳獨秀卻覺得,他們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異已到了難以 彌合的境地:陳獨秀少年得志,頗負才名,高曉嵐則目不識丁,結婚以后,陳獨秀多次勸她多識些字,學點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說,學些好聽的兒歌。偏偏高曉嵐不 屑一聞,自以為“女子無才便是德”,為此陳獨秀漸漸感到心灰意冷。之后,倆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說話,形同陌路。

就在陳氏夫婦關系遠散的過程中,高曉嵐的同父異母妹妹高君曼,走進了陳獨秀的生活。據張寶明、劉云飛《飛揚與落寞:陳獨秀的曠代悲情》,高曉嵐母親死后,高登科的續弦亓氏於1885年生下了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眾,又名君梅, 小陳獨秀六歲。高君曼與姐姐高曉嵐生活環境不同,她是生父生母的掌上明珠,從小嬌生慣養,少有挫折,受教於家庭教師,知書達理,思想開闊。在性格上,她開 朗,干練灑脫,熱情奔放。曾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就讀,思想進步,見識廣博,并熱愛文學,特別愛讀陳獨秀發表在各報刊上的作品,對姐夫很是仰慕崇拜。

高君曼身材高挑,時裝新潮,一頭短發下,明眸皓齒與微露的笑容,處處顯示著清麗恭良的新式特質。在二人的交往中,妻妹滿腔的熱情,新穎的思想,不凡的談吐,讓陳獨秀耳目一新,很快兩人便覺相見恨晚。

后來,高君曼尋找機會,藉著各種理由與陳獨秀單獨接觸,或促膝談心,或小徑漫步,交流思想、熱烈討論。當時,陳獨秀常常去藏書樓發表時事演說,高君曼便常常去那裏閱讀進步報刊或聽姐夫演講。

起初,二人朝夕相處地探討學問,在傳統的倫理觀念裏,人們幾乎不敢設想會發生什麼。這種思想,當然也包括恪守傳統的高曉嵐。當二人難割難舍時,一個難題便擺在了這個封建家族的面前。兩個性情剛烈的叛逆者的出現,使得最終結果只有兩種:打破或者扼殺。

對於已決定隨時因家族壓力雙飛遠遁的二人來說,扼殺已漸次的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陳獨秀的繼父陳衍庶甚至以“退繼”相威脅,但陳獨秀根本無意繼承其遺產,陳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無濟於事。鄉鄰的傳說沸沸揚揚,陳、高兩家嚴厲指責。但二人并不在乎。

1909年年底,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在杭州與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陳獨秀與高曉嵐的夫妻關系已名存實亡。

31歲的陳獨秀在陳高兩家一片反對和譏諷聲中,與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結為伉儷,與家庭中斷了關系。此時的高君曼,一身入時的江南裝扮,亭亭姿秀,綿綿溫雅,時常伴隨陳獨秀出訪高朋,聽琴瑟互答,過著美好的隱居生活。陳獨秀為此還寫下了感懷20首,其中一篇寫道:

委巷有佳人,顏色艷桃李。
珠翠不增妍,所佩蘭與芷。
相遇非深恩,羞為發皓齒。
閉戶弄朱弦,江湖萬馀裏。

九年奮斗中的苦悶、寂寞、不滿現實與對未來的期待,交織著與佳人相娛的幸福及報國無門的悲慨與惆悵,同時也表達了他無意逃避現實,積極投身革命 的入世精神。高君曼與陳獨秀的結合使高曉嵐成了被同情的對象,就連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對他們二人的結合也深為不滿,成了后來一直難以開解的家庭疙瘩。

高曉嵐這位舊式婦女,恪守婦道,嫁到陳家33年中,生育了延年、喬年、玉瑩(筱秀)、松年等子女,她總是穿著藍布長褂,寬大的褲腳管,用繩子扎得緊緊的。上孝公婆,下撫子女。1930年9月9日,高曉嵐在安慶去世,終年55歲。

高曉嵐去世后,高君曼帶著兩個孩子為姐姐奔喪,雖時光匆匆,二十多年過去了,但在陳家一年多的時間裏,陳氏家族對她仍耿耿於懷,鄙恨難泯。

高君曼擅長吟詩,1916年(民國五年)7月間的《民國日報》刊登以“君曼”署名寫的兩組詩。從詩的內容來看,即是高君曼所作:

月詞

君曼嫩寒庭院雨初收,花影如潮翠欲流。
繡幕深沉人不見,二分眉黛幾分愁。倚窗臨檻總成癡,欲向娥寄所思。
銀漢迢迢宮漏永,閑階無語立多時。寂寂春城畫角哀,中宵扶病起徘徊。
相思滿地都無著,何事深閨夜夜來。蟾光如水浸簾枕,飛絮迷離罨畫中。
鸚鵡不知飄泊慣,終宵輕薄罵東風。沈沈院落鎮黃昏,舊夢模糊剩淚痕。
落盡棠梨渾不管,和云和雨瘞春魂。密云如殢望來遲,為拜雙星待小時。
偷向丁簾深處立,怕他花影妬腰支。春寒風膩冷銀缸,竹翠分陰上瑣窗。
記得憑肩花底生,含情羞見影雙雙。午夜輕寒冷翠裾,葉嬌花媚影扶疏。
玉人簾底偷窺久,渾怪初三瘦不如。畫樓前后柳塘西,一碧澄鮮玉宇低。
我欲化身云萬朵;防他那顧著污泥。影事如煙淚暗彈,釵痕依約粉香殘。
傷心最是當前景,不似年時共倚闌。

這組詩見於《民國日報》1916年(民國五年)7月12日12版。

餞春詞

君曼
洛陽三月春猶淺,剛覺春來春又歸。
若個多情解相憶,征鞍還帶落花飛。化碧鵑魂鎮日啼,驕紅奼紫怨何如。
拋人容易匆匆去,莫到江南又久居。離離芳草連天遠,綠斷來時路幾層。
欲倩揚花訊蹤跡,可憐漂泊更無憑。離筵惆悵日西斜,客舍留春轉自嗟。
多恐明年消息早,歸來依舊是天涯。畫樓垂柳碧絲絲,淚眼東風曉霧滋。
莫遣玉人便知得,者番花事又荼蘼。鸝唱尊前未解愁,鶯花蝶草盡風流。
碧城十二如天遠,何處鐘聲何處樓。羌笛凄涼怨玉門,春來春去了無痕。
年年載酒長安道,折得楊枝總斷魂。樓下花驄花下嘶,殷勤還與訂歸期。
問君更有愁多少,拼把年華換別離。

這組詩則見於《民國日報》1916年7月14日12版。

嫌隙漸生高君曼離陳獨秀而去

陳獨秀經歷了一場婚姻悲劇之后,自然對高君曼加倍憐愛。高君曼為人賢淑,知書達理,能理解陳獨秀的事業,所以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裏,伉儷之間和睦相處。

據《黨史博采》記載,但是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較向往穩定寧謐的家庭生活,然而,也恰恰在這方面,陳獨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愿。他天生 就是一個看輕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闖北,屢遭風險,家人也跟著顛沛流離,很難過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別是陳獨秀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之后,高君曼的生活就一 直充滿著動蕩,甚至還陪著他一起坐過班房。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與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畢竟差距太大,只是憑著對陳獨秀的崇仰苦苦熬著。可是這一片 苦心偏偏又沒有得到陳獨秀的體諒。尤其在對待陳獨秀與高曉嵐的子女問題上,陳獨秀的固執和偏見極大地刺傷了高君曼的心。

事情是這樣的,自從陳獨秀把《新青年》編輯部遷到上海后,陳獨秀和高曉嵐所生的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也來到了上海。他們白天在外工作謀生,夜間就 借宿於《新青年》雜志發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艱苦,人們看到后無不暗暗責怪陳獨秀。高君曼想把延年和喬年接到家裏去食宿,但陳獨秀堅決不同意。於是她跑 到好友潘贊化處求他勸勸自己的丈夫。并且哭訴道:“我是他們的姨母,又是繼母,我從名義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們兄弟,一定會甚於我親生的兒女,但他不讓他們在家裏食宿,不知道這件事情緣由的人誰又會原諒我呢?”誰知道陳獨秀知道了這事以后,反而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仍是不同意讓延年和喬年來家裏住食。

陳獨秀的固執暴躁和古怪乖張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無可忍,傷心透頂,終於開始了口舌之爭,繼而又發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嬌生慣養,受不 得半點逆來之氣,更何況陳獨秀還振振有詞地宣布她是“資本主義”,她遂把愛情前景看淡,終於帶著自己所生的兒女,離陳獨秀而去。直到香消玉殞,也再沒有去 見陳獨秀一面。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

原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安徽省懷寧縣十里鋪(今屬安慶市)人。思想家、政治人物、語言學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及首任總書記。他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創辦了著名白話文刊物《新青年》,也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他於1927年7月被共產國際剝奪中共黨內領導職務。 1929年因為在中東路事件中反對當時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被開除黨籍。之後,陳獨秀思想開始向托洛茨基靠近,對斯大林進行了批判,并於1931年成立中國托派組織。

早年

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乙丑),陳獨秀出生於安徽省安慶府城內(屬於懷寧縣)。他2歲時父親陳衍中因瘟疫死於蘇州懷寧會館,先後由祖父陳章旭以及長兄陳慶元撫養成人,在家中學習《四書》、《五經》。1896年,17歲的陳獨秀通過院試成為秀才,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貢院參加鄉試落榜,未能考中舉人。 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書院,學習法文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辦婚姻,與高曉嵐完婚,後前往南京參加鄉試。

1898年,陳獨秀赴東北嗣父陳昔凡處,1899年年底,義和團在山東起事,於是陳獨秀回到安慶。

留學與辦報

1901年10月,陳獨秀自費留學日本,進東京弘文學院師范科學日語。 1902年3月返回,組織青年勵志社。 9月,陳獨秀再次赴日,讀東京成城學校陸軍科。陳獨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1903年3月31日夜,陳獨秀、張繼、鄒容3人強行剪去湖北陸軍學生監督姚昱的辮子,姚向清政府駐日本公使蔡鈞控告,蔡照會日本外務部。於是,陳、張、鄒等因此被日政府強行遣送回國。

陳獨秀回到安慶後,1903年5月17日在藏書樓發表拒俄演說,創辦安徽愛國會,抨擊時政。陳獨秀等人的活動引起當局不滿,兩江總督端方電飭安徽統領韓大武稱︰「皖省之『勵志學社』與東京拒俄義勇隊互通聲息,名為抗俄,實為排滿,且密布黨羽,希圖大舉,務將何春臺、陳仲甫一體緝獲。韓大武的文案吳汝澄是陳獨秀朋友,得到端方電令後,連夜把消息告訴陳獨秀。陳等人得到消息後逃往上海。至上海後,又和章士釗、謝曉石、張繼等人出版《國民日日報》,社址設在新閘新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國民日日報。此後,他回到安慶。

1904年3月31日,陳獨秀和房秩五、吳守一創辦白話文《安徽俗話報》,「讓安徽人通達時事,長點見識」。他擔任所有編輯和發行工作。報紙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發行量從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為最受歡迎的白話文報紙之一。這份報紙從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頁,大約15000字。自第16版以後,該報又增加了16個話題,包括軍事、中國哲學、衛生學、天文學等。這些增加的話題幾乎都是他自己所寫,他使用三愛這個筆名,至少發表了50篇文章。後來由於受到政治壓力而停刊。

1905年秋,執教蕪湖皖江中學,在蕪湖發起成立反清組織「岳王會」并任總會會長。 1907年春,陳獨秀第三次留學日本,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學習,後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國等西歐文化。

1908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在杭州浙江陸軍小學任國文史地教習。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陳獨秀應安徽軍政府都督孫毓筠邀請,回鄉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和安徽高等學堂教務主任。

1913年,陳獨秀追隨柏文蔚參加反袁項城「二次革命」,在蕪湖一度遭龔振鵬逮捕,後獲釋。

1914年春,反袁運動失敗後,陳獨秀再度赴日本,協助章士釗辦《甲寅》雜志。第一次使用筆名「獨秀」發表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開宗明義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成立國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愛國心也要有自覺心,「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如果是一個人民在其中沒有權利,無幸福可言的國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輿論嘩然,不少人指責其不愛國。

1915年夏,陳獨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誼里21號。 9月15日創辦月刊青年雜志(由群益書社發行),次年更名為《新青年》(副題La Jeunesse),自任總編輯。 (1926年停刊)陳獨秀在這份雜志的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提出6個原則: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宣傳倡導「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指「科學」Science),批判儒教和傳統道德,「打倒孔家店」,因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在青年人中影響很大。

陳獨秀在1917年二月號的《新青年》雜志2卷6號發表《文學革命論》,認為中國社會黑暗的根源是「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 ,單獨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鮮血洗凈舊污」,需要先進行倫理道德革命,於是提出「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主張改文言文為白話文,文章內容也要趨向實際。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聘任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并教授文學。得到北京大學校長的批準,他收集李大釗、胡適、魯迅和錢沅的作品。為了擴大編輯部,他將《新青年》遷到北京。

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和李大釗合辦《每周評論》雜志。
在蔡元培擔任校長之前,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蔡元培擔任校長後,致力改變這種風氣。但陳獨秀卻依然流連在妓院之中。蔡元培起初還在報章上寫文支持陳獨秀,但後來迫於壓力,在1919年3月26日深夜的一次會議商議後,決定廢除北大的學長制,間接去除陳獨秀的校務職位并放他一年假期,陳因此在事實上離開北大。多年後,參會的胡適與湯爾和曾爭論3月26日的那次會議的結果造成的影響。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表《研究室與監獄》,提出入監獄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 6月11日,陳獨秀在城南新世界游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捕。 9月16日保釋出獄。

創立中國共產黨

1919年秋天陳獨秀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2號。春,李大釗介紹共產國際遠東局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及擔任翻譯的俄籍華人楊明齋來訪,策動陳獨秀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陳獨秀和李大釗等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新青年雜志開始宣傳社會主義。 1920年8月,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任書記。 8月22日,俞秀松、羅亦農等人在陳獨秀家中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中共領袖時期的陳獨秀

1920年,陳炯明占領廣州,孫中山率國民黨中央由上海遷往廣州,12月,陳獨秀應邀前往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由李達做代理書記。陳獨秀在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廣東女界聯合會發表演說,批評傳統道德,引發當地守舊人士發起驅陳運動。 這時,他與胡適在新青年的政治立場上發生爭執,胡適強調新青年應該在政治上保持中立,陳獨秀則在第8卷中發表《談政治》加以抨擊。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沒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陳公博為廣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帶去他的信件和4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在會議上,陳獨秀被缺席選為中央局書記。

陳當選中共中央局書記後,即於9月回到上海。 10月4日,他和楊明齋、柯慶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罰100銀元。

陳後被選為黨的第二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第五屆中央委員會
的總書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開中共二大。大會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8月9日,陳獨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違禁書籍。最後判罰陳獨秀大洋400元。

與共產國際的關系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賴於共產國際的幫助。 1922年,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與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合作,陳獨秀和幾乎所有中共領袖最初都表示反對。 他也日益對莫斯科的意志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揮感到不滿。但是到了同年8月20日,陳獨秀主持西湖會議,終於勉強表示服從馬林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同意加入國民黨。隨後陳獨秀等人加入了國民黨。并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

陳獨秀一度將中共中央遷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罷工後,吳佩孚通緝陳獨秀、馬林,於是再度遷回上海。不久再遷廣州。 1923年6月12日,陳獨秀在那里主持召開中共三大,并再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1923年9月,中共中央遷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當國民黨北伐軍占領龍華時,中共在上海發動工人武裝暴動,陳獨秀在北四川路橫浜橋南鄭超麟家里,向前線指揮部周恩來、趙世炎發布命令,攻打閘北天通庵車站、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和北火車站,占領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陳獨秀一度想掌握進入上海的東路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薛岳,但是白崇禧將薛岳調走,換上劉峙,於是陳獨秀下令加強上海工人糾察隊,準備進行防御戰(蔣介石到上海),陳獨秀發表《告世界工人階級書》和《告中國工人階級書》。 4月4日,陳獨秀與剛從國外回來的汪精衛發表《汪、陳聯合宣言》,并隨汪去武漢。

4月12日,工人糾察隊和蔣介石直接沖突,發生四一二政變,國共分裂。

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當選為總書記,但是已經沒有實權了。

7月12日,鮑羅廷遵照史達林的指示,重新改組中共中央,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局兼常委。陳獨秀被停職,於是給臨時中央發了一封辭職信。 7月15日,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共產國際和中共在中國的勢力中遭到近乎毀滅性的打擊。

8月7日,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漢口主持八七會議,禁止陳獨秀參加,在會議上公開批判陳獨秀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犯有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陳獨秀認為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吸收了中國當時最優秀青年的總匯。

與中共分道揚鑣

此後,陳獨秀由於對共產國際不滿,傾向於托洛茨基的主張。不過,他也不贊成同樣背離共產國際路線的毛澤東農民革命的思想。 1929年11月16日,陳獨秀因在中東路等問題上發表不同意見,反對當時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被開除黨籍。後發表《告全黨同志書》公開信。陳獨秀是少數經過30年代還幸存下來的中共領袖之一,但對自己所創建的政黨已經不再能產生任何影響。

1931年5月,陳獨秀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

江寧地方法院候審室門前之陳獨秀與彭述之

1932年10月15日,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陳獨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創辦非法政黨的罪名逮捕,隨後移交南京政府。國民黨各地黨部、省主席、司令等紛紛致電中央要求予以嚴懲,共產黨也發表消息和稱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的評論。另一方面,已經成為名動全國的大律師的章士釗主動免費為陳出庭辯護,胡適之、傅斯年等人紛紛出來為其說話。

1932年12月8日,德國科學家愛因斯坦去電蔣介石,請求將其釋放。此外,知名的學者羅素、杜威等人也向蔣介石做出同樣請求。但蔣介石不為所動。

1933年以判處13年有期徒刑,1933年4月,公開開庭審判,章士釗在法庭慷慨陳詞,贏得旁聽一片贊譽。結果,陳被「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處有期徒刑13年。囚禁於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此後,其自辯和章的辯護詞在天津《益世報》全文登載,其他報紙也紛紛報導,一時轟動全國,曾出版過《獨秀文存》的亞東書局公開出版了陳案的資料匯編,還被上海滬東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教材。判刑後囚禁於南京。在南京獄中,陳利用國民黨的優待條件,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等,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

1936年3月,在《火花》發表了《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指出「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稱「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於官僚主義,乃至於把黨,把各階級蘇維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蹋的簡直比考茨基所預言的還要丑陋。」

晚年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提前獲釋。他曾向中國共產黨表示支持,共產黨也曾發表文章《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并曾提出只要陳可以承認當年的錯誤就可以恢復黨籍。但陳拒絕認錯後,王明、康生等人在一些共產黨的刊物上說陳獨秀接受日本津貼,做「日特漢奸」,陳寫信駁斥,雖然事件沒有進一步發展下去,但兩者關系已經惡化。王明失勢後,周恩來曾多次托人勸說陳獨秀去延安,均被拒絕。陳獨秀為此對好友說,黨內的熟人都已經離去或逝去,現在對共產黨已不熟悉。

此後他拒絕出任勞動部長,拒絕蔣介石出資讓他組織「新共黨」,拒絕胡適的邀請去美國,拒絕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

先後住在武漢、重慶。在重慶住院時,周恩來、朱蘊山都去醫院看望過他,周恩來更資助他100銀元,都被他拒絕。實際上當時他僅靠微薄稿費收入支撐,最後更被趕出醫院。 陳最後長期隱居在四川江津,以教書為生,保持低調,而且轉向了自由主義[來源請求]。此後對文學和民主發展,繼續當年在獄中的研究,特別對斯大林時代的反思,也被後人認為難出其右者。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因病於四川江津鶴山坪石墻院逝世,享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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