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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中安慶作者群

  發表日期:2016年1月12日      作者:張皖生     【編輯錄入:多聲


《新青年》的文章作者有不少是安慶本籍和客籍安慶的作者,在前三卷中的情況尤甚,除《新青年》的創辦人、主編、主撰稿人陳獨秀外,還有陳獨秀的侄子陳  、親戚方孝岳、老友潘贊化、光明甫及其學生李次山摯友王星拱、劉文典(劉叔雅)、易白沙、高一涵、高語罕、薛琪瑛(安慶著名詩人朱湘的二嫂)、尹寬及原來在安慶的安徽高等學堂畢業后到英國留學歸來的程振基(王星拱的同學)及王星拱留學英國時的學友李寅恭、張紹南等。他們為《新青年》提供的文章涉及政治、哲學、經濟、文學、醫療、農林等科技等方面。筆者在下面具體談談作者們的情況和作用。

首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政論性文章有《敬告青年》、《法蘭西人與進世文明》(卷第一號、《今日之教育方針》(第一卷第二號)、《抵抗力》、《現代歐洲文藝史譚》、《歐洲七女杰》(第一卷第三四號)、《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第一卷第四號、《一九一六年》(第一卷第五號)、《吾人最后之覺悟》(第一卷第六號、《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當代二大科學家之思想》(第二卷第一、三號)、《我之愛國主義》《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現代文明史》(第二卷第二號)、《憲法與孔教》(第二卷第三號)、《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袁世凱復活》、《西文譯音私議》(第二卷第四號)、《再論孔教問題》(第二卷第五號)、《文學革命論》(第二卷第六號)、《對德外交》(第三卷第一號)《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第三卷第二號)、《舊思想與國體問題》(第三卷第三號)、《時局雜感》(第三卷第四號)、《近代西洋教育》(第三卷第五號)、《復辟與尊孔》(第三卷第六號)、《科學與基督教》(第三卷第六號、第四卷第一號),《人生真義》(第四卷第二號)、《駁康有為共和平議》(第四卷第三號)、《有鬼論質疑》(第四卷第五號)、《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第五卷第一號)、《偶像破壞論》(五第五卷第二號)、《質問<東方雜志>記者》(第五卷第三號)、《克林德碑》(第五卷第五號)、《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第六卷第一號)《對于梁巨川先生自殺之感想》(第六卷第一號)、《再質問<東方雜志>記者》、(第六卷第二號)《我們應該怎樣》(第六卷第四號)、《實行民治的基礎》(第七卷第一號)、《自殺論》(第七卷第二號)、《基督教與中國人》(第七卷第三號)、《馬爾薩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第七卷第四號《新文化運動是什么》(第七卷第五號)、《工讀互助團失敗的原因在哪里?》(第七卷第五號)、《勞動者底覺悟》(第七卷第六號)、《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第七卷第六號、《談政治》、《對于時局的我見》(第八卷第一號)、《國慶紀念底價值》(第八卷第三號)、《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第八卷第四號)、《新教育是什么》(第八卷第六號、《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第九卷第一號)、《下品的無政府黨》、《青年底誤會》、《反抗輿論的勇氣》(第九卷第二號)、《過渡與造橋》、《卑之無甚高論》、《革命與制度》、《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第九卷第三號)、《討論無政府主義》(第九卷第四號)、《太平洋會議與太平洋弱小民族》(第九卷第五號)、《馬克思學說》(第九卷第六號)、《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職工運動問題之題要》(第十卷第一號)、《科學與人生觀》(第十卷第二號)、《答張君勵及梁任公》(第十卷第三號)、《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第十卷第四號)、《列寧主義與中國民族運動(第十一卷第一號)、《孫中山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是不是國家主義?》(第十一卷第四號)、《世界革命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第十一卷第五號),另外陳獨秀還用筆名仲密等寫的部分文章及隨感錄旗手陳獨秀的文章在新文化運動中批判封建舊文化,宣傳民主科學新思想喚醒國民反帝反封建的愛國覺悟,發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后,陳獨秀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方面起了誠如毛澤東所稱贊的“類似俄國普列漢洛夫的作用

 《新青年》除陳獨秀主筆外,客籍安慶在安徽高等學堂畢業后留學日本的高一涵(安徽六安人)是發表文章最多的一個作者。高一涵發表的政論性文章有《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第一卷第一、二、三號)、《近世國家觀念與古相異之概略》(第一卷第二號)、《民約與邦本》(一,3)、《國家非人生之歸宿論》、《讀梁任公革命相續之原理論》(第一卷第四號)、《自治與自由》(第一卷第五號)、《戴雪英國言論自由之權利論》(第一卷第六號、《樂利主義與人生》(第二卷第一號)、《一九一七年預想之革命》(第二卷第五號《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變遷》(第四卷第一號)、《讀彌爾的<自由論>》(第四卷第三號)、《皖江見聞記》(第五卷第四號)、《非“君師主義”》(第五卷第六號)、《和平會議的根本之錯誤》(第六卷第一號)、《斯賓塞爾的政治哲學》(第六卷第三號、《選舉權理論上的根據》(第六卷第四號)、《老子的政治哲學》(第六卷第五號)、《杜威博士講演錄》(附錄)(第七卷第一、二、三號)、《羅素的社會哲學》(第七卷第五號)、《日本近代勞動組織及其運動》(第七卷第六號)、《廢止工錢制度》(科爾著,高一涵譯,第八卷第六號、《共產主義歷史上的變遷》(第九卷第一號)、《省憲法中的民權問題》(第九卷第五號)等。從上所述,高一涵發表的文章大多是政論性的文章,涉及政治、哲學、民主科學的革命思想理論,為新文化運動中宣傳民主科學的思想貢獻頗多。

 曾在蕪湖安徽公學與陳獨秀有師生情的劉叔雅(又名劉文典,生于合肥,籍貫安慶懷寧人),亦是陳獨秀的摯友。他也是為《新青年》提供有關自由、民主、科學文章較多的作者之一。劉叔雅發表的文章和譯文有《近世思想中之科學精神》(第一卷第三號)、《叔本華自我意志說》(第一卷第四號)、《富蘭克林自傳》(第一卷第五號、《美國人之自由精神》(第一卷第六號、《歐洲戰爭與青年之覺悟》(第二卷第二號)、《軍國主義》(第二卷第三號)、《柏格森之哲學》(第四卷第二號、《難易乙玄君》(第五卷第二號)、《靈異論》(第六卷第二號等。劉叔雅的文章和譯文,在哲學、科學無神論、自由民主精神及喚醒青年覺悟等思想理論方面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思想宣傳上,影響甚大。

陳獨秀在安慶搞藏書樓愛國演說會時的老友、留學日本的學友潘贊化(是安慶桐城人),在《新青年》上寫的文章不多。潘贊化用筆名潘贊發表的文章有《德國軍神:興登堡元帥》(第一卷第四號、《法國名將霞飛將軍》)第一卷第五號等。潘贊化的文章主要是通過翻譯德國、法國的軍事將帥的傳記,來介紹西方近代先進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的軍事知識。可謂新文化運動中的軍事知識傳播出了一份力量

陳獨秀辛亥革命期間的朋友易白沙(湖南長沙人),1903年至1912年,易白沙在安慶懷寧中學、安徽師范學堂從事教育和管理工作;后又在安慶任湖南旅皖中學的校長,客籍安慶近10年。易白沙積極參加安慶進步人士反對清王朝的斗爭,辛亥革命中與韓衍、高語罕等組織安徽青年軍,與時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革命友誼密切,后與陳獨秀同在日本留學。在《新青年》上,易白沙發表的文章有《我》(第一卷第五號《戰云中之青年》、《孔子評議》(上)(第一卷第六號)、《孔子評議》(下)(第二卷第一號)、《述墨》(第二卷第一號《諸子無鬼論》(第五卷第一號)等。易白沙的文章在反對封建專制的儒家文化中“三綱五常”舊禮教方面,宣傳無神論、喚醒青年等方面發揮了積極地作用,為提高國民覺悟性貢獻力量。

 1905年到安慶,在安徽陸軍測繪學堂畢業,親歷1907年安慶徐錫麟起義,參加辛亥革命,組織安徽青年軍,與當時安徽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結為金蘭之交,并至死不渝的高語罕是中共早期黨員……一直追隨到陳獨秀逝世。他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有《青年與國家之前途》(第一卷第五號)、《青年之敵》(第一卷第六號、《青島茹痛記》(高的筆名淮陰釣叟)(第二卷第三、四、五號)、《蕪湖勞動狀況》(第七卷第六號)、高在《新青年》上喚醒當時青年和民眾的覺悟……反映蕪湖勞動人民悲慘境遇,在新文化運動中……中共早期黨組織……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同為秀才出身,陳獨秀留學日本的學友、早期的同盟會會員、后成為中國國民黨左派安徽元老,積極參加安徽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光明甫(光升)雖然不贊同陳獨秀當時走俄國人的路,但仍為陳獨秀的終身摯友。陳獨秀逝世后,光明甫為其辦好喪事。幫其子陳松年將陳獨秀棺木運回安慶,入土為安。光明甫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唯一而又重要的一篇政論性文章《中國國民性及其弱點》(第二卷第六號)。該文為新文化運動中喚醒國民民主法治意識提高民眾的革命覺悟起了極其深遠的歷史作用。

陳獨秀的忘年交方守敦,其長子方孝旭的妻子是陳獨秀的表妹,方的四子方孝岳也可以算是陳獨秀的親戚了。陳獨秀在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時邀約小自己18歲的還在上海圣約翰大學讀書的方孝岳,為《新青年》寫一點商討文學改革的稿件。方孝岳感到意外的驚喜并馬上答應了。后來他便寫了《我之改良文學觀》。陳獨秀將該文發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上。方孝岳暢談自己的觀點,促進當時新文學革命的大討論,發揮了他在新文化運動中作了自己所力所能及的作用。后積極響應新文學的革命,他成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其子方硅德(舒蕪)也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成為當代著名的作家、文學評論家。

“一代完人”王星拱(安慶懷寧人),早年在安徽高等學堂聆聽嚴復的民主科學思想的講演,深受影響,畢業后不久考入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科學技術學院,攻讀化專業知識1916年畢業,后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授,又兼理科學長。王星拱與陳獨秀是老鄉,又是北京大學的同事,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王星拱還與陳獨秀一道在五四運動中,散發《北京市民宣言》革命傳單,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斗爭……后來雖與陳獨秀的道不同,但卻是陳的終身摯友。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有《未有生物以前之地球》(第四卷第四號,第六卷第一號)、《去兵》(第五卷第六號)、《科學的起源和效果》(第七卷第一號、《什么是科學方法?》(第七卷第五號)、《奮斗主義之一個解釋》(第七卷第五號)、《羅素的邏輯和宇宙觀之概況》(第八卷第三號、《生物進化與球面沿革之概況》(第九卷第三號)等。王星拱在新文化運動中,積極宣傳科學知識,為推動民主科學的思想的發展,不斷深入國民的心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李寅恭(1884—1958)合肥人,字協丞,因年“少孤失學”,后得到晚清翰林蒯光典賞識……后蒯光典被朝廷派到英國倫敦,任歐洲留學生監督,李亦隨行。辛亥革命爆發,李寅恭回國。1914年,李寅恭與夫人張紹南一道,又去英國自費留學,考入阿伯丁大學農林科攻讀。該期間,李寅恭夫婦與皖省老鄉王星拱結識。王星拱比李寅恭夫婦早二年畢業先回國。李寅恭于1918年畢業后先在劍橋大學當農林技師,早在1917年,李寅恭夫婦經王星拱的介紹與陳獨秀神交給《新青年》供稿。李寅恭在《新青年》上發表有《Our Outlook》(第三卷第四號、《比利時之森林》(第三卷第五號)、《說竹》(第三卷第六號),向國人介紹海外農林方面的情況。1919年回國后,先在安慶、蕪湖的省立農業學校任教、當校長。1920年,李寅恭省立安慶女子職業學校校長。在安慶期間,李寅恭夫婦除教學之余,積極從事宣傳、推動新文化運動。據《胡適日記》記載,李寅恭夫婦積極參加反對安徽軍閥的皖事革新活動,改革安徽教育等愛國民主斗爭。1927年,李寅恭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學任農林學副教授,兼森林組長;1928年,任國立中央大學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是中國著名的林業家、我國近現代林業開拓者之一。

張紹南是李寅恭的夫人,也是在英國讀書的留學生。她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是《哀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余之病院中經驗》(第三卷第四號)、《夏克通探南極記》(第三卷第六號)等。李寅恭夫婦在《新青年》上,介紹農林、醫療方面的西方的先進科學知識、新思想,也有喚醒青年覺悟的進步作用;還有張紹南女士也是與薛琪瑛、吳弱男安徽廬江人,中國國民黨第一女黨員、孫中山的英文秘書,章士釗的夫人)、沈性仁(陳獨秀的北京大學同事陶夢和教授的夫人)同為新文化運動中的第一批中國女性翻譯家,為中國早期女性翻譯新文化事業作出極其重要的作用。

程振基(1890——1940),徽州婺源(今屬于江西)人。客籍安慶時,在安徽高等學堂攻讀,與王星拱、高一涵、程演生等同學,親聆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嚴復的授課,熱心西學,向往民主。程振基、程振鈞兄弟倆在安徽高等學堂畢業后,與王星拱等一道去英國留學。程先就讀于英國格拉斯科大學經濟學科,后在愛丁堡大學讀經濟學碩士專業。回國后,他與王星拱同在北京大學任教。經王星拱介紹,與陳獨秀結識。他應陳獨秀的約請,向《新青年》投稿……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有《英國游學指南》(第三卷第六號)、《新銀團與日本》(第七卷第一號)、《英國勞動組合及其最近的趨勢》(第七卷第六號。后程振基到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任教……1927年到南方從事教育,教授簿記、會計學。他曾在在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國立中央大學等大學商學院杭州商學院、上海商學院等校教書,并兼行政負責人。1935年,他應安徽省政府邀請,到蕪湖任安徽省地方銀行首任行長。1940年病逝于屯溪李洪巷9號的家中。他育有七個女兒,眾稱“七仙女”。程振基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經濟學家,銀行事業的開拓者之一。程振基在新文化運動中,介紹國外的留學指南、銀行經濟、勞動組合等知識,為新經濟思想、新勞動組織文化在國內的傳播影響甚大。

李次山(1887—1936),安徽英山(今為湖北英山)人人,早年中秀才,后棄科舉求新學,1906年,李到安慶求學,考入安徽官立法政學堂攻讀法律學。在校期間,他與時任教務主任的光明甫結下深厚的師生情。1911年秋,李次山畢業后,在安慶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民國初立,李次山參加安徽省議會議事。光明甫介紹李次山與陳獨秀結識,李跟隨老師光明甫參加安徽都督府都督柏文蔚和秘書長陳獨秀所安排的工作。后又參加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李逃到上海,不久被捕入獄……被救出后去日本留學。1917年,李次山從日本回到上海,與在北京大學的陳獨秀取得聯系。陳獨秀約請李給《新青年》供稿。后來李次山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有《少年共和國》(第三卷第一號)、《青年之生死關頭》(第三卷第一號)、《真正永久和平之根本原因》(第六卷第二號)、《上海勞動狀況》(第七卷第六號)……李次山積極配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喚醒青年的革命覺悟……調查當時上海勞動民眾的生存狀況,為陳獨秀等人創建中國共產黨,喚醒勞動民眾覺悟,準備組織基礎。

朱湘的二嫂薛琪瑛是江蘇無錫人,薛的祖父薛福成是晚清改良派思想家,外祖父是安慶桐城派晚期大師吳汝綸。薛福成與吳汝綸為親家,緣于他們曾為曾國藩的幕僚。薛琪瑛畢業于蘇州景海女子高等英文專科,兼修拉丁語。在《新青年》上發表譯文有《《意中人》(第一卷第一、二、三、四六號,第二卷第二號。她與吳若男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小愛友夫》(第四卷第六號,第五卷第三、五號);沈性仁在《新青年》發表了翻譯英國王爾德著作《遺扇記》(第五卷第六號第六卷第一、三號)、《新聞記者》(第七卷第五號第八卷第一號)。她們的白話文譯作,為中國新戲劇的發軔和新文化運動中女性翻譯家事業的發展做了開創先河的積極貢獻。

陳獨秀的侄子陳嘏(即陳獨秀大哥陳孟吉的兒子陳遐年),參與《新青年》設計的創刊封面前六期,后又翻譯了《春潮》(第一卷第一、三、四號)、《初戀》(第一卷第五、六號,第二卷第一、二號)、《弗羅連斯》(第二卷第三號)《基爾米里》(第二卷第六號等。陳嘏后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的翻譯事業作出一定的貢獻。

尹寬(1897—1967,原名王競博,又名尹碩夫,筆名石人、有意、商吉士等,安慶桐城市北鄉人。中共產早期黨員,重要領導人之一。他在《新青年》上翻譯了布哈林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基本條件和新經濟政策》(第十卷第三號)、《英國帝國主義之崩壞與世界革命》(第十一卷第五號),為中共機關刊物宣傳馬列主義作出一定的貢獻。

另外安慶懷寧人程演生有關國學與國文問題的的通俗國民文學的商討刊載在《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的第二季第六號上;還有安徽徽州歙縣人柯慶施(曾是創建中共安慶支部的書記,后來中共的重要領導人)也在1920年11月1日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三號上就勞動專政問題問答之。

綜上所述,《新青年》的安慶作者群在早期新文化運動中,對民主科學及新思想、新文化的宣傳,推動新文化運動的向前發展起了積其重要的作用;為中國近現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作出不可磨滅地歷史貢獻。歷史不會忘記他們!   (文章部分載于《安慶晚報》2015年9月19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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