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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青年》時期的陳獨秀

  發表日期:2015年10月26日          【編輯錄入:多聲

時間:2015-06-09 11:14   來源:南方都市報

反思《新青年》時期的陳獨秀

  馮遠征飾演的陳獨秀

  林建剛 文史學者

  1932年10月30日,胡適在北大國文系作了《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的演講。在演講中,胡適高度贊揚了《新青年》時代陳獨秀在文學革命中做出的三大貢獻:

  (1)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

  (2)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

  (3)由他一往無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獲。

  與此相呼應,傅斯年也把陳獨秀稱作“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可以說,通過創辦《新青年》,陳獨秀改變了歷史的軌跡,開創了五四這一新時代。當年,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一文中提出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兩大口號,可謂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最強音。

  從這一意義來講,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無人企及。不過,《新青年》時期的陳獨秀,也并非完美無瑕,他在某些方面的表現也值得后人深思。在我看來,《新青年》時期陳獨秀的言論主張,有三點需要反思。

  第一,提倡民主的人缺乏民主氣質。

  1917年,當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發表之后,面對異見,胡適的態度是: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我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主張文學革命,雖不容退卻,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陳獨秀的態度,他說: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42年之后,胡適重新回首這一段,頗有感觸地寫道:

  我們若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這種容忍異己的民主氣質恰是《新青年》時期的陳獨秀缺乏的。一個提倡“民主”的人,在自己主辦的刊物上,基本的編輯底線應該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然而,對那些反對意見,陳獨秀不僅不予以考慮,反而必不容別人的異見。

  一個提倡民主的人恰恰缺乏民主氣質,這也使得當時其主編的《新青年》雜志上鮮有有反對者的聲音。為了“引蛇出洞”、擴大《新青年》的影響,錢玄同與劉半農不得不用化名的方式指桑罵槐,通過策劃“雙簧信事件”來刺激林紓等人的反對。

  第二,追求自由的陳獨秀沒有界定自由的邊界。這典型體現在他在《新青年》七卷一號發表的《法律與言論自由》一文。文中陳獨秀寫道:

  法律只應拘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因為言論要有逾越現行法律以外的絕對自由,才能夠發見現在文明的弊端,現在法律的缺點。言論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論若是不自由,言論若是沒有“違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現在的文明,現在的法律,決不能夠創造比現在更好的文明,比現在更好的法律。

  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公然鼓吹言論必須有違背法律的自由,這屬于對“自由”的誤讀。如果言論可以逾越法律的界限,那么,世間怎還會有誹謗罪?如果言論可以逾越法律,我們豈不是可以公然鼓吹納粹法西斯、種族歧視、種族滅絕?這顯然是不行的,言論和自由都是有邊界的。

  嚴復在翻譯約翰·密爾的《論自由》時,將書名翻譯為“群己權界論”,是很有深意的。一個人的自由界限,以不侵犯另外一個人的自由為界。在這方面,正義的法律不僅不是自由的束縛,而是自由的保障。自由,必須奠基于法治之下。陳獨秀主張言論要有違背法律的自由,其最終的結局很可能是法治的喪失與自由的隕落,導致“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局面。

  第三,對私有制的否定與批判。

  1919年12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上發表《調和論與舊道德》,文中說道:

  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賣淫,戰爭、罷工種種悲慘不安的事,那(哪)一樣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舊道德造成的?現在他們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拋棄私有制度之下的一個人、一階級、一國家利己主義的舊道德,開發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將戰爭、罷工、好利、賣淫等等悲慘不安的事止住。

  在這里,陳獨秀公然批判私有制,認為拋棄私有制,人們才會走向光明的未來。殊不知,事實恰恰相反,倘使沒有私有財產做保障,自由就會完全喪失。

  在談到私人住宅時,西諺有云:“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句話形象生動地說明了人的私有財產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倘使沒有了私有財產,個人溫飽都不能解決,都需要祈求于政府這樣的“利維坦”,那么,人的自由早就喪失殆盡了。后來,陳獨秀曾成為“托派”。即使是托洛斯基,也曾深有感觸地說道:“在一個政府成為惟一雇傭者的國度里,反抗意味著慢慢餓死。有一句古老的格言:不勞動,不得食。現在已被修改為:不服從,不得食。”從這個意義來講,保障私有財產恰恰就是自由的基石。

  私有制的重要性,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就已經是人們的普遍共識。作為法國大革命時期綱領性文件的《人權宣言》,明確規定了“人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

  陳獨秀一方面提倡自由,另一方面反對私有制,恰恰屬于“一邊追求自由,一邊挖自由的墻腳”的行為。

  希臘歷史學家普羅塔克有句名言曰:“對偉大領袖的無情,是強大民族的特征。”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當之無愧的思想領袖。不過,春秋責備賢者,從歷史的后見之明來審視陳獨秀,他的思想盲點與理論迷失,也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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